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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自:雅昌艺术网 | 日期:2012-12-25

栗宪庭对话赵国君:杜尚吸引我们的是自由

  杜尚,这位论及当代艺术无法回避的教主级人物,究竟如何改写了艺术史?为什么五金店里卖的小便池属上他的签名,就可以搬进美术馆被视作仰而视之的艺术品?杜尚的艺术哲学与生活哲学可为当下人留下怎样的启发?

  12月23日下午3点,由作家徐星主持,被誉为中国当代艺术教父的栗宪庭,与新书《我心自由——杜尚传》的作者赵国君一起,在凤凰汇字里行间书店,畅聊杜尚其人其事,以及杜尚与中国当代艺术实践的关系。

  栗宪庭:艺术史上的杜尚比梵高重要得多

  杜尚在艺术圈早已耳熟能详,但对于老百姓来讲,这个名字,或许还很陌生。栗宪庭先从杜尚与梵高在艺术史中的对比谈起,让读者能对杜尚有一个粗浅的印象。

  “很多年轻人知道梵高,其实因为梵高是个文学人物,欧文·斯通的人物传记《渴望生活》,让梵高变得非常普及。艺术史上其实杜尚比梵高重要得多,重要多的原因是他非常强调心灵自由,艺术语言与表达的自由。”

  栗宪庭解释,所有的艺术家在表达自己的时候,都要面对他所学习的传统语言模式的制约。内心的感觉不是我感觉到,就意味着表达的完成,而是必须要通过一种习得的语言模式、表达结构才能把内心的感觉表达出来。

  “所有的语言都是过去的结构。”栗宪庭说,包括梵高,也是在印象派色彩探索的基础上,利用的亮丽的色彩表达疯狂的情感。“而杜尚却完全不按常理出牌。”

  谈起杜尚不按常理出牌的作品,1917年参展被拒的小便池便是代表作。当时,杜尚把一个签了名的小便池命名为《泉》,而当他把这件作品匿名送到美国“独立艺术家展览”参展,却被这个自称为捍卫前卫艺术的主办方拒绝。半个世纪后,杜尚的意义才被挖掘和重提,直至今日。

  “小便池作品完全逆向思维,讽刺了所有的艺术收藏和展示,让人们反思日用品为什么不可以是艺术,艺术和生活的差别在哪里。艺术史当中,小便池这类作品被称作现成品。当日用品没有功利性地使用的时候,你的感觉就是美感、艺术感。”

  栗宪庭感叹,“杜尚对于我来说,对于所有做当代艺术的,是一个偶像,没有人能超过杜尚。”

  赵国君:生活中的杜尚是禅宗

  对于赵国君来说,杜尚亦是他心仪的偶像,不过杜尚给他带来的启发更多是生活方式与人生境界上的。

  “第一,是他的金钱观,既不清高无比地视金钱为粪土,只是对金钱的欲望极少,可以说他的金钱的观念极为健康。”赵国君举例,杜尚在已经大名鼎鼎的时候,反而自己并不以艺术家的身份过活,而是去做一天挣五个法郎的图书管理员。因为他认为,艺术家一旦通过谋利来生活,那就只得在自己风格里自我重复,而这是对艺术有害的。

  “第二,是他的时间观,他的时间观念是有一搭无一搭,生活像闲云野鹤一般自在从容。”1915年到1923年,八年的时间,杜尚所做《大玻璃》作品,做一会儿停一会儿,“如果没有兴趣了,那就不要强迫自己非要把它做出来。”

  赵国君认为,无论是金钱观还是时间观,杜尚生活哲学的核心,体现为两个字——自由。这也是赵国君在其新书《杜尚传》书名前加上副标题——“我心自由”的原因。

  “杜尚的自由有一种中国人特别能够会意的部分,那就是禅宗的深意。”赵国君说,“杜尚的出场在提示着另外一种现代人格,那是柏林意义上的‘消极自由’,他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高贵的矜持,是一种戛然而止,回复内心的贵族精神,是一切想法与做法之外的高级活法,他的气定神闲、不以为意,又脚踩大地,宁静自足恰恰是时代急需的文明人格。”

  而这一点,赵国君自己也深有同感,欲引杜尚为知己和导师。

  做过税务、律师,后又组织“中国律师观察网”“艺术独立论坛”的他,在书的后记中写道,“北漂”多年,几乎从没有正式地找过一个工作,只是埋首书斋,热心张罗着关于公民社会的各种行动,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是学什么的,应该在哪个圈子发展,以至于在公共场合难以介绍自己。

  “但我却窃喜于这样的面目全非,窃喜于不是角色的角色,这是杜尚所在意的,绝不把自由卖给任何一种社会职业。”

  栗宪庭:杜尚之后,中国当代艺术做了什么?

  中国的当代艺术是如何与杜尚相遇的呢?答案是最恰当的时间擦出了最绚烂的火花。

  栗宪庭为我们上了一堂浓缩的中国当代艺术史课。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,当中国打开大门之后,各种艺术思潮、艺术创作被引进来,“久旱逢甘霖”的艺术家们基本上按照西方艺术史的发展线索都模仿了一遍。

  “85年秋天,波普艺术家劳申博格来中国做展览,之后全中国各地艺术家就玩起了现成品。”为什么现成品艺术“一夜之间遍地开花”,栗宪庭认为,这与当时中国所处的文化环境与人民情绪是密切相关的。“80年代中期,中国艺术还没有开放的商业背景,处在一种反文化、文化批判的革命情绪当中,非常容易接受达达。”

  “但模仿与借鉴西方艺术作品并不是简单的模仿,并不是没有意义的,比如黄永砯的作品。”栗宪庭举例,黄永砯既受达达的影响,又受禅宗的影响,把《中国绘画史》和《现代绘画简史》两本教科书在洗衣机里搅了两分钟,并以此命名。

  “这是中国当代史里面典型地受到西方艺术影响,但同时又非常有创造力的作品。”栗宪庭概括,自中国清代以后,中国受到西方的冲击后,中西之间的讨论就从没有停止过,“从‘器物’到‘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’,从‘中西合璧’到李泽厚的‘西体中用’说,黄永砯的作品实际是通过自己的语言方式,回答对长期以来中西之争的看法。”

  “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,我们通过自己的生存经验和感觉能够创造出新的有价值的作品。” 栗宪庭还介绍了宋东等艺术家利用现成品所做的作品。

  如此看来,在杜尚的“反艺术”之后,艺术并没有终结,反而点燃了国内的艺术创作之火。

  赵国君:杜尚的自由不是没有来由的

  栗宪庭:自由是要争取的 

  对话接近尾声,有观众提问,如何能达到杜尚这样的自由状态,又把我们拉到了“我心自由”的主题讨论中。

  “需要指出的是,杜尚的自由不是没有来由的。”赵国君说,杜尚出身于艺术世家,早年生活主要靠父亲资助,父母过世后,主要靠遗产。“可以说,他是一位贵族,有自由‘得天独厚’的优势。但我还是提倡关注艺术创作的外部环境,假设有杜尚成长史的话,思考一下二战前期到二战后的美国与欧洲对艺术家的培养机制、创作自由、市场化和商业化怎么来的,应该有所启示。”

  谈到创作自由,栗宪庭举了令他感触很深的一次展览。“79年中山公园有个展览,是被关押和下放的艺术家回到城里之后自己组织的一个展览,叫做北京‘新春油画风景静物展’。文革开始到70年代中期期间,连画风景和静物都是不能允许的,因为不能为革命服务,这个风景静物展本身就是一个态度。”

  “展览前言是一位从监狱放出来、文革后第一任美协主席江丰写的,其中有段话对我一直有影响:‘这个展览是自由组织的,不设审查制度的,自由不是恩赐的,是靠争取的’。”栗宪庭说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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